文/ 王以銘
2010年5月27日，美國奧巴馬政府向國會提交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法案，從1986年起，四年一屆的美國政府應在一定期限內向美國國會提交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文件應概述美國主要的國家安全關切以及政府應對的計劃和措施。四年一回，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照例引起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關注。盡管報告只是一個概述，詳細的分析和具體的應對計劃措施分別在一系列配套文件中論述，例如國家軍事戰略文件，但是，人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今后四年美國外交政策走向的信息和線索，并就美國政府處理各種國際事務和應對各種具體問題的思路作出自己的判斷。
從國內外媒體的報道看，輿論普遍關注美國共和黨的小布什換了民主黨的奧巴馬后，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有什么新的變化，報道大都集中在如下兩點：一是新戰略放棄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和“先發制人”戰略的提法，不再把美國對付恐怖主義的斗爭定位為“反恐戰爭”，也不再揚言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另一點是實質上以多邊合作和外交取代單邊主義，不僅強調與傳統盟國和伙伴之間的戰略合作，還提出擴大與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大國建立新的全球伙伴關系，以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分擔責任。有的媒體和研究者已經把這兩點稱為“奧巴馬主義”。
但是，美國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和重視，這就是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對于經濟問題（廣義的“經濟”，包括金融、財政等在內）的提法以及美國政府應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方針政策。如果與2002年和200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作一個對比，就可以發現新版報告中有許多新的提法，對于經濟問題的強調和重視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還包括美國政府在經濟安全領域正在采取和將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線索，值得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和第一出口大國的中國的高度關注。
在奧巴馬總統為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寫的前言中，第一段即指出：“但是全球化也增加了我們所面臨的危險—從國際恐怖主義和致命性技術的擴散到經濟動亂和氣候變化”。奧巴馬認為美國必須奉行重鑄美國實力和影響的戰略，在國內采取一系列政策舉措：“我們必須增長經濟，減少赤字。我們必須教育孩子們在一個知識即資本、市場遍全球的時代去競爭。我們必須開發清潔能源，為新產業提供動力，擺脫外國石油束縛并維系我們的行星。我們必須從事科學和研究……必須以美國創新為美國實力的基礎。”
也許你會認為奧巴馬并沒有提出什么新的思想或新的政策和措施，在其他國家，例如中國政府的施政綱領中，早就有類似的提法。不是嗎，他要求美國經濟增長，而我們早就知道“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不是嗎，他提出重視知識，教育孩子適應全球化的競爭，而我們早就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教育三個面向的方針；不是嗎，他剛想明白創新的重要性，我們已經朝“創新型國家”目標走了一半路了。但是，應該注意，這不是政府工作報告或國情咨文，而是專注于國家安全問題的報告，在以前的美國政府同類報告中根本沒有這種思想和提法。例如，在上一份報告，即布什政府2006年提交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布什前總統在前言中幾乎沒有提及經濟問題，更談不上把經濟增長、教育和科學研究、創新放在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和優先地位。布什只是在“將自由的成果擴大到全球”的意識形態口號下提到“建立一個貿易自由并由此不斷繁榮的世界”，以及“為鼓勵經濟自由的國家提供更多的發展援助”。而相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布什在前言中另一處間接提到經濟問題的地方指的是中國：“中國領導人也開始發現，經濟自由是獲得國家財富的唯一源泉。他們遲早會認識到，社會和政治自由是國家強大的唯一途徑”。這里看到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充滿優越感的態度，最多把中國當成一個低年級學生。再聯系到2006年報告正文中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的美國領導人過分相信美國經濟的實力，過分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沒有足夠的遠見覺察到在全球化形勢下美國經濟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并非處處占上風，總體地位正在下降的趨勢；更缺乏深刻的洞見警惕美國的以及美國領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的嚴重失衡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而現實是，美國長期的貿易經常收支赤字和財政赤字已經使美元地位及美國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而中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內積累起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外匯存底并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國。盡管中國仍有不少地方需要向美國學習和借鑒，但在如何獲得和積累國家財富方面，可能是美國更應該采取一種謙虛地向他人學習的態度。奧巴馬在這一點上與此不同，他在2010年報告中坦陳美國處于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競爭力連遭挫折，并反復強調要少花錢多儲蓄多出口。
奧巴馬政府在2010年國家安全報告中指出，美國領導力的基礎在于繁榮的美國經濟，經濟上的成功對于美國保持海外影響力至關重要，因此必須把推動經濟增長和扭轉財政亂象當作國家安全的優先任務。“我們努力的核心是致力于重振我們的經濟，這才是美國實力的源泉”。
為什么奧巴馬政府如此重視經濟，把經濟放在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地位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在冷戰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一直比較清晰，因為主要敵人十分明確，就是蘇聯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斗爭是全方位的，包括軍事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斗爭。到了冷戰結束后的九十年代，美國進入國家安全戰略缺少“一個邪惡的敵人”的十年，在有望填充蘇聯留下的空白的候選對象中，某些美國人，尤其是鷹派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中國。就在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物色一個明確的目標的過程中，世界進入了新的二十一世紀，并隨即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幸免于難的美國本土發生了“911”事件。于是2002年和2006年兩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布什政府都以恐怖主義作為美國國家安全的第一號敵人，由于恐怖主義威脅來自境外，于是“反恐戰爭”和“先發制人”戰略思想便成為“布什主義”的招牌。但是，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恐怖主義的威脅同樣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內部。而且，冷戰結束后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它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制度等領域幾乎全面的實力優勢開始在新的全球化競爭形勢面前后退, 而受影響最大、最有可能退出唯一超級大國的優勢地位的，是經濟領域。因此，美國政府有了更加現實的認識：“全世界的日趨繁榮使經濟實力更加分散，使美國人民和商界處于競爭更加激烈的環境”。“盡管我們保持了我們的軍事優勢，我們的競爭力近年來遭受了挫折”。美國GDP仍世界第一，但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就能超過美國，如果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也許已經趕上了。美國金融仍十分強大，但2008年從華爾街開始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嘯暴露了美國和全球金融體系漏洞百出。美國消費者的強大購買力仍在支撐著世界經濟，但美國政府和人民債臺越筑越高的趨勢總不可能持久。美國經濟依然有很強的競爭力，但產業空心化何日是盡頭？正因如此，美國喊出“重振美國經濟”的口號，把經濟安全放在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地位，這真有點“把美國政府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上來”的味道。
那么，有哪些經濟安全領域是美國在今后數年最為關切呢？在報告中提到的經濟安全問題相當廣泛，例如保持經濟平衡和持續增長，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加強金融監管，改革有關國際制度和機構，就業問題，能源問題，促使出口增長，少花費多儲蓄等。下面僅就能源和促進經濟增長作一個簡單分析。
首先是能源。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經濟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都會把穩定可靠的能源供應作為重要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到：“只要我們仍然依賴化石燃料,我們就需要確保全球能源的安全和自由流動”。但是，美國在報告中提出的能源戰略的目標更高，看得更遠，重點在于“轉變我國的能量經濟”（即轉變生產和利用能量的方式，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并“領導世界創造新工作和新產業”（因為在建立清潔能源經濟方面領導世界的國家將獲得某種持續的經濟和安全優勢）。這就是說，世界經濟正面臨一場能源革命，關鍵是新的下一代清潔能源技術開發。報告指出，“美國擁有領導清潔能源技術開發的一個機遇窗口。如果成功，美國將引領清潔能源的這場新工藝革命，這將是我們經濟繁榮的主要貢獻者。如果我們不發展鼓勵私人部門抓住機遇的政策，美國將會落后并日益成為這些新能源技術的進口國。”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么奧巴馬任命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轉而從事新能源研究的朱棣文為能源部長，為什么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上個月在中國那么賣力地推銷美國的清潔能源技術，又為什么駱家輝要指責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就在本文定稿時，6月16日有消息說，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議題是中國政府的自主創新政策是否違反世貿組織等有關規定。）實際上，美國不僅希望通過領先新能源技術來解決過度依賴化石燃料的能源安全問題，而且希望由此創造新產業和新工作，打一場經濟翻身仗。
另一個經濟安全問題是促進經濟平衡和可持續的增長。美國歷來奉行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不贊成政府過分干預市場，更不贊成政府制訂什么計劃指標。但是，在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政府反復強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增加對發展的投入”和“投資于長期發展基礎”。報告還不止一次地號召和鼓勵少花費多儲蓄多出口，甚至還為出口增長定下了具體目標：出口到2014年翻番。美國政府認為，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經濟的嚴重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就業危機是美國面臨的重大經濟安全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預料，美國與中國等出口大國的貿易摩擦將會增加，并成為一種常態；而且，包括就人民幣升值施壓等將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為美國已經認定這些都關系到國家安全問題。
從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我們可以得出美國政府關于經濟安全問題的觀點和對策，既可以為我們應對美國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據，也能夠給我們研究經濟安全問題帶來啟示。
（作者系廣東國際經濟協會顧問、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