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學理中國】“和合共生”與“本體安全”

【聚焦學理中國】“和合共生”與“本體安全”

何為“本體安全”

　　《列子·天瑞》記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這是成語“杞人憂天”的原本出處，但一直以來人們對該成語的解讀卻有兩種：一種認為其所嘲笑的是杞人無故“過度自擾”，另一種認為其所描摹的是杞人獨具的“憂患意識”。其實從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角度看，這兩種相反的解讀表達的都是同一種情狀——面對不確定風險的、強烈的“生存性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與“前景性恐慌”（foreground panic），而所謂的“本體不安全”（ontological insecurity）就是這種生存性焦慮與前景性恐慌的“在場”。人類面臨的能導致本體不安全的不確定風險有三類：第一類是重復出現，憑借經驗與能力可以事先判定的“可知”風險（known risk）；第二類是曾經出現過但憑借經驗與能力仍無法判定下次是否或何時出現的“不可知”風險（unknown risk）；第三類是從來沒有出現過，憑借經驗和能力無法預知與判定，但其最壞境況又是可以想象的“未知的不可知”風險（unknown-unknown risk）。如果從這一風險歸類的復雜性與多層次性上來深入理解“杞人憂天”，我們必定會有新的感悟。

　　在大千世界中，人們即使具有正常的生活環境與條件，沒有處在直接威脅生命與財產的現實中，卻也不乏各種由深層焦慮所引發的本體不安全感，諸如方向性迷茫、意義感失落、價值觀崩塌、身份性置換等，盡管這些似乎并沒有對人造成具體、直接的“威脅”，或者更多的不是“物質性不安全”（physical insecurity），而是由“認同不可持續”造成的“認同性不安全”（identity insecurity），但這種由風險或威脅的“要素集合”（a whole host of factors）導致的本體不安全卻會給人帶來一種深層次的茫然與恐慌。甚至可以說，有具體明確的風險與威脅尚不可怕，而由具體威脅要素及認知誤判抽象而成的“集合威脅”才是令人可畏的。

　　本體安全理論研究在國際關系學術界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本體性不安全揭示的是生存前景的“不可知性”“不確定性”“不可理解性”“不被承認性”“不可抵御性”，反映的是引發生存性焦慮的自我失落感、渺小無助感、無可奈何感、不可預期感，其實質是一種“自我認同”難以穩定與持續的跨越傳統邊界的“結構性不安全”。對國際社會來說也一樣，國家也是有本體安全需求的行為體，本體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安全戰略設定。如當原有的霸權國家面對新崛起的大國時，會產生出莫名的本體不安全感；當原來的地區秩序被全球性事件所解構導致某些國家身份需要被重置時，就會生成強烈的本體不安全感；當持續惡性競爭、種族排外、移民難民等導致異質性沖突時，也會產生難以排解的本體不安全感。再如，一直有較強認同基礎的歐盟，因近些年來新的社會風險猛增且以“要素集合”的方式催生與強化了歐洲人的本體不安全感，這些要素主要有：移民難民涌入、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經濟與金融漲落的不確定性等。可見，本體不安全感既是“風險社會”的一種普遍社會特征，也是安全困境找不到確定性解時的深層焦慮與潛在恐慌。當然，現實中“物質性不安全”與“認同性不安全”是相互關聯的，前者可以引發后者，后者也同樣可以引發前者，也就是說，有具體客觀威脅對象的現實性恐懼（fear）與呈現總體認知情狀的預期性焦慮（anxiety）是交互的，其交互的關鍵問題有二：一是行為體如何獲得或維護本體安全，二是何種戰略才是良性（healthy）或非良性（maladaptive）的。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多數學者認為本體安全由國家認同與安全困境間所持有的張力決定 ，而對本體安全的尋求則不僅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所在，也是人類安全治理的至高優先級的價值所在。

　　自然，國際政治本體安全理論的研究呈現著豐富的多元性，既有安全研究的指涉對象多樣，又有安全實施的效果不一，還有安全研究的方法路徑各異。然而本體安全理論較之以往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之處卻是研究對象的高度綜合性，強調不同層次的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體安全理論能較多地關注到全球化帶來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有學者認為“非國家群體認同的興起 ,有時會給國家安全甚至個人的正常社會生活帶來危險，例如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等，是國家與國際社會在國內、國際兩個層面上都需要面對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也會轉換成傳統安全問題”。

　　海德格爾在討論“存在與回響”時這樣強調：“最高的急難：無急難狀態的急難”。本體不安全常常是這種的無急難狀態“最高急難”。那么如何消解因生存性焦慮與前景性恐慌而產生的“本體不安全”？這就需要引入哲學的方法，即用價值的確定性來消解生存無常性與前景不確定性。展開來說就是要提出一種具有超越性與包容性的價值理念，為“安全”提供一個確定性的價值選擇，以消解不確定世界所將產生的生存性危機。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上海學派提出的“和合共生論”不失為這樣一種價值理念。

“和合共生”是本體安全之本

　　“和合共生論”的核心觀點是：世界是互聯共在、共存、共生的，人類的發展需要和合共建、共濟與共享，達成這一價值目標的關鍵是“和合”，價值圖景是“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和諧共享”。在深度全球化的當下，形成“和合共生”價值共識的最大效用是能幫助人們最大可能地消解所面臨的種種不確定性，防止行為體間的相互認知誤解與戰略誤判，進而最大可能地促成本體安全獲得。

　　“和合共生論”的合理性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證，即該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世界運演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合規律性”主要考量共生的切合性，“合目的性”主要考量和合的可能性。

　　誰都不會否定，我們生存于一個萬物共生的世界中，共生是一種合規律性的普遍現象。廣義的“共生性”有豐富的內涵，具體表現在事物的同時性共在、歷時性共存、互補性共濟、和諧性共享中。同時性共在是外在于人及“先在于存在”的客觀事實，萬物共在是具有“絕對給予性”的自明性真理；歷時性共存是“共在”在時間維度中延伸，“共存是人之‘在’的先在條件”，“共在存在論”認為萬物在共在中互聯共存，彼此漲落不一，形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互補性共濟指生物圈中由自者與他者形成的生態鏈具有互補性，自者不僅是以他者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條件，而且以保全他者作為自我保全的基本方式；和諧性共享則是達成命運與共的境界與狀態，位列價值排序最高端。

　　最先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提出“和合共生”理念的金應忠先生認為，“和合共生”的學理性邏輯體現在“相輔相成”“相異相合”“相反相成”上。然而，“共生”是相對于“共毀”而言的，雖然“共生”是國際社會的基本生存方式，但“共生”理念只是人類的底線理念，不是最完美的理想狀態，而僅僅是最基礎的生存狀態。為此，需要在“共生”前加上前置詞“和合”，組成“和合共生”才能體現人類的正向價值追求。在價值鏈排序中，“共生”處于“中端”，高于“共在”“共存”，低于“共建”“共濟”“共享”，所以在 “共生”之前加上“和合”十分必要。

　　“和合”思想源之于中國古典智慧之書《易經》的安全哲學理想。“和合”之所以重要與可行，是因為“和合”范疇蘊含著中國“整體論”“共存論”的重要思想，也是達成“天人合一”“多元一體”“和而不同”境界的關鍵路徑。《易經》的和合觀最早促成了“天下思想”的形成，也生成了中國人觀世界的獨特視角與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和合學”創立者張立文認為，“和合”既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貼切表達，又是中華民族活生生靈魂的最具體呈現。

　　其實，和合現象與共生現象一樣遍及世界，也在人類發展史上多有展現與貢獻，因而“和合共生”作為“天下之達道”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根據人類安全方式的演進，可以描繪出一條體現歷史必然的“安全拋物線”，其重要特征是以“戰爭--競爭--競合--和合”為節點，并且這些節點所形成的階段性標志構成了這一拋物線的上升趨勢，與此相應人類的“類群和合性”不斷得以提升，國家間關系也不斷從戰爭走向止戰，從競爭走向競合，從和平、和解最終走向和合。事實上，“和合共生”不僅有著其深厚的人類發展史基礎，而且也在中國外交實踐上有著其獨特的踐行，如強調多元多邊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強調國際道義的結伴性外交，強調合作共贏的對接性外交，強調安全互保的鑲嵌性外交，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共享性外交等，都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的貢獻，也是“和合之道”內在地切合人類社會演進“合目的性”的使然。

　　“和合共生”為何可以成為確保國家“本體安全”的重要價值理念？因為“和合共生”的價值目標設定，首先是反對戰爭尋求和平與安寧，其次是消除競爭尋求和解與合作，第三是超越既往“對立—對抗—對決”尋求和融與共享。特別是“共生不認為和平與秩序必須要有某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存在，而是可以經由共生方式來實現和平，各主體間不強求同一，相互聯系而又共生”。

　　世界上難以消解的是非理性的異質性沖突，國際社會的本體不安全也大多源自各類異質性沖突，倘若“和合共生”作為共識被認同與踐行，則能促進國際社會的“異質共生”，進而消解因認同不一致而導致的生存性焦慮與前景性恐慌，使本體安全具有其牢固的價值基礎。當然，由于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世界，有矛盾就會有沖突，有沖突就會有沖突加劇與沖突消解的不同可能性結果，因而存有與“和合共生”相對立的“非和合共生”。雖然這兩種狀態都具有其“共生”的本體論意義，但在安全領域，“和合共生”更有利于本體安全的獲得，“非和合共生”則會增強本體不安全感。“和合共生”作為人類本體安全價值之本的深層意涵是：天下多元一體，人類本為一家；地球家園為要，命運共同是旨。

“和合共生”與人類本體安全的尋求

　　在理論上，“和合共生論”體現的是作為國際關系研究中國范式的和合主義（peace-coopreatvism）語境，較之于西方的理論有其特別的價值優越性。我們以“籬笆”作為標志物對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安全研究作一概括性的比較：現實主義安全觀強調“有好籬笆才有好鄰居”，于是掌控籬笆的國家權力與軍力成為了首選要務，甚至霸權國把國家建設成“軍工復合體”，把國際關系歸結為“大國政治的悲劇”；自由主義安全觀強調“有好通道才有好鄰居”，于是基于相互依賴的制度性安排成為了首選要務，但這種制度性安排更多地限于其結盟的“小圈子”國家，關鍵時刻作為盟主的霸權國仍然以單邊主義與“美國優先”來打壓其他國家；建構主義安全觀強調“有好認同才有好鄰居”，于是國家間的認同塑造成為了首選要務，如歐盟為國家間的主權讓渡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而和合主義安全觀較之于建構主義更進一步，強調“有好關系才有好鄰居”，于是通過“和合共生”達成“和合共享”成為了首選要務，中國把“親、誠、惠、容”作為周邊外交的首選原則，“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踐行等，都呈現出“和合共生”的價值取向，為人類本體安全獲得奠定著良好基礎。

　　當然也有學者從問題的角度提出質疑，如雖然“和合共生”價值范式有利于國家間本體安全的尋求，但也不排除其作為一種“安全世界大同主義”（security cosmopolitanism）或“安全烏托邦”（securitopia）而存在有本體論陷阱。再如，“和合共生”能促進本體安全的獲得，而本體安全理論又以超越個體與國家的“社會本體論”為前提，那么國際社會是否有真正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 ）的特征？世界是不確定的，但行為體要消解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就必須要有價值的確定性以應對之。西方的“帕累托最優”之解是：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發展自我。而超越西方的“和合共生”之解是：在幫助他人發展的前提下發展自我，這就是“和合共生”的價值之所在。中國在世紀之交提出的種種方略如“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和諧世界”“和美中國”等等都是中國式的人類本體安全的尋求。

　　“和合共生”為人類的本體安全尋求提供了中國人的智慧與方略，為此中國在新時期適時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偉大構想，并被寫入聯合國的有關決議之中。與此相應，中國在不同的全球安全治理領域，進一步嘗試著深化與細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運作方案。就以全球安全治理為例，中國先后提出有關核安全、生態安全、衛生健康安全的三大命運共同體建設構想，以構畫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藍圖，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的踐行。

　　第一，“全球核安全命運共同體”，其五大特征是：一致的政治指向，共同的國際責任，公共的安全機制，密切的國際合作，先進的核安全文化。核安全是處在人類最為優先級的安全議題，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荷蘭海牙第三屆核安全峰會上提出“打造核安全命運共同體”。倡導要理性、協調、并進的核安全觀，營造共建共享的核安全氛圍，從而為核利用開發所生發的“本體安全”維護提供了中國方案。

　　第二，“人類與自然命運共同體”，這是生態文明與生態安全提升為世界話語的重要標志。習近平主席在今年的世界氣候峰會上進一步提出了要建設人類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這既是中國人智慧的適時表達，也是世界人民期盼的共同歸趨。

　　第三，“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這是全世界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重中之重。習近平主席在今年的全球健康峰會上就全球抗疫合作提出了中國的主張：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就人類來說，生命健康權無國界、無種族、無關社會發展水平，因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這既是人類本體安全的最基本體現，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

　　面對種種全球性的危機與挑戰，中國正踏著堅實的步伐努力推進與完善多領域、多層面的“全球共生系統”，當下“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與之相應的“全球核安全命運共同體”“人類與自然命運共同體”“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構建，都是體現中國智慧、踐行“和合共生”價值理念、奠基人類本體安全價值前提的重要探索。

　　中國選擇基于“和合共生”，達成“和合共建”，實現“和合共享”，這既是前進的路標，也是可行的路徑，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其展示的是獲得人類“本體安全”可探索的藍圖，顯示的是維護人類“本體安全”可預期的理想。

　　（作者系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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