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
3月15日，130名美國國會議員組成團體，敦促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匯率問題采取制裁措施。他們要求財政部在4月15日的主要貿易伙伴國匯率制度報告中，正式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并要求商務部對此類“蓄意操縱匯率”的國家征收反補貼稅。
3月16日，美國紐約州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公布升級版的“舒默議案”。議案要求美國財政部識別“匯率根本性失當”的國家，并擬定一份包括尋求類似不平衡政策國家的“優先行動”名單。名單上的國家將面臨美國的一系列制裁和報復。舒默在2005年第一次提出該議案，他當時威脅，如果人民幣不升值，那么所有進入美國的中國商品將被加征27.5%的匯率稅。
3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表示，中國最終將認識到，有必要轉向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這對中國及其貿易伙伴都很重要。”
一時之間，匯率問題驟然升級，讓中美兩國間經濟關系隨之緊張起來。
人民幣匯率成為世界話題
自美國舉起匯率問題大旗以來，國際輿論迅速分化，懷揣著各種目的的政治家們紛紛發表看法，對人民幣升值或支持或反對或曖昧，讓人民幣匯率問題霎時間迅速成為世界經濟熱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稱，人民幣匯率被大大低估，而人民幣升值將能促使世界經濟恢復平衡。3月17日，世界銀行公布的《中國經濟季報》建議中國政府應考慮增強匯率政策的靈活性。歐盟貿易委員德古特表示，人民幣被低估及中國的對外傾銷政策十分影響中國與歐盟的關系。
4月份，在華盛頓召開的20國集團（G20）金融峰會上，諸多國家對人民幣匯率開炮。巴西央行行長恩里克梅雷萊斯表示，更強勢的人民幣對于世界經濟達到均衡是絕對關鍵的。印度央行行長蘇巴拉奧也表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正給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國家帶來負擔。
3月16日，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國主張自由貿易，認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應向中方施壓。日本銀行（央行）總裁白川方明4月22日在華盛頓表示，“以日本的經驗來看，用匯率作為解決貿易爭端的手段并不合適”，他認為在貨幣問題上，應該由各國自主推行政策。
美國施壓的背后原因探析
美國為什么會在此時對人民幣問題驟然施壓，個中緣由耐人尋味。一般而言，對外政策的突然轉變都可以從該國國內尋找原因。
據統計，自中國于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為止，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從840億美元，暴增到2560億美元，年增率達31%，共造成230萬美國人失業。中國實行的管理匯率制度又授人以柄，美國遂將中美貿易逆差的擴大歸咎于人民幣匯率。美國中期選舉即將舉行，面對10%以上的高失業率、經濟復蘇不明朗的情況，國會中親工會或制造業等利益集團的兩黨議員自然會拿出匯率話題。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升值對美國有著諸多好處。第一人民幣升值可以削弱中國產品競爭力，相對就會改善美國產品的競爭力；二是中國坐擁龐大美債，人民幣升值將稀釋債務；三是通過干預人民幣匯率影響中國崛起。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1月國情咨文演講中提出出口翻番計劃，顯然通過發展中經濟體增加內需和貨幣升值將成為美國出口翻番戰略的重要一步棋。美國開始考慮一種新的經濟政策，推動美國的出口，恢復制造業競爭力，制造業和出口行業又為創造就業帶來重要希望。
中國的態度和觀點
對于人民幣升值問題，溫家寶總理態度強硬。他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人民幣將繼續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從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期間，中國在美國非石油產品貿易逆差中的占比從26%提高到了83%，這意味著美國生產商正在不堪一擊的模式下運營。著名學者李稻葵在回答搜狐記者提問時認為，這不能作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理由，人民幣升值無助于解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而人民幣也不大可能一次性升值，因為這種方式對國際貿易各方，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會產生很大的沖擊。
中國的貿易順差是怎么造成的？李稻葵指出，這其中包括60%的外資企業在中國運作，帶來了我們對美國的出口。而且美國貿易逆差那么大，還有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儲蓄率太低。他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化其實對貿易結構的改善影響相當有限。
人民幣升值的利弊
人民幣到底要不要升值，歸根結底是要看它的后果是什么樣的。
在弊端上看，它的影響還是較為嚴重的。首先，匯率在短期內上升影響較大將會導致中小企業倒閉,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行業的凈利潤率就將直接下降1個百分點，大量中小企業將會倒閉，由此形成的巨大失業人口將對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次，中國外匯儲備可能面臨三重打擊：美元購買力的下降，潛在的美國國債下跌風險，和長期內可能的通脹；再次，人民幣升值還將增強對亞洲區域貨幣整體升值的預期，進而激發短期流動資本的投機沖動，“熱錢”大進大出勢必影響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人民幣升值預期將吸引大量海外資金進入，推高人民幣計價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對于中國這樣的外貿拉動經濟的國家來說，驟然的升值并非福音。
事情總有其兩面性，人民幣升值也有不少好處。第一，人民幣匯率升值將會間接調整產業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從外向型到內外平衡型的戰略轉型的重大政策。第二，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會使國內居民獲得更大的財富效應，提升購買力，另一方面會使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地下降，出境旅游等變得相對地便宜，這些都會直接地增加居民的消費水平。第三，人民幣升值利于提高企業在國外市場投資能力，使企業“走出去”，80年代末的日本資本的國際擴張即是現成的例子。
由此看來，人民幣升值并非一無是處，好處還是很多的，所以該不該升值其實并非關鍵所在。爭論的核心在于人民幣該怎樣升值，一次升多少。
“人民幣升值一定是個漸進的可控的過程，要小幅逐步地進行。”在李稻葵看來，人民幣有一些升值空間，溫和升值對于促進出口企業轉型升級是有好處的。
漸進調整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改善貿易條件，促進整體國民福利，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在升值的同時輔之以一些防止資產價格泡沫泛濫的政策，既利于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抑制通脹，同時也可以防止資產價格泡沫，避免引來更多的“熱錢”，這樣才不至于重蹈日本的覆轍。
日本的前車之鑒
20世紀80年代初，“雙赤字”的現狀使得當時美國商界和國會中的保護主義情緒抬頭。5國集團也開始擔心美國的保護主義會危害國際多邊貿易體系。1985年9月22日，5國集團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就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高估的美元貶值達成協議，即所謂的“廣場協議”。這項協議的實施，使美元兌日元匯價在三個月后走低到1美元兌200日元以下，1986年達到1美元兌160日元，美元開始出現過度貶值的苗頭。
日本經濟受到日元升值的負面影響非常嚴重，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存在著匯價一直不確定的因素，這些措施未起到多大作用。于是，日本政府要求美國阻止美元的不斷走低，最終于1987年2月22日在法國盧浮宮由6國集團（意大利未參加）就此達成了協議，即所謂的“盧浮宮協議”。但此后，美元匯價仍在走低，日本央行繼1986年四次降低貼現率后，1987年2月再次降息至2.5%。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經濟于1987年初開始復蘇。然而加息的代價十分巨大，經濟已經出現過熱，外貿順差急劇減少，資產價格，如股票和房地產價格迅猛上漲。日本央行對此束手無策。財政政策已經緊縮，而貨幣政策仍很松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過度借貸，特別是對房地產和建筑貸款增加更為迅猛，同時貨幣供應量繼續增加。1989年5月，日本銀行開始提高貼現率。然而為時已晚，日本經濟的泡沫已形成。日本政府于1985-1987年為減緩由日元升值引起的通縮效應所做的種種努力，導致日本經濟損失了整整10年。
出口行業是我國的支柱行業，但是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外貿產業一直瀕于懸崖邊上，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中國的出口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附加值較低，難以承受市場哪怕輕微的變動。在中國經濟尚未轉型之際，驟然的匯率升值必然會讓這一行業雪上加霜。究竟能不能頂住壓力，讓升值的幅度和速度跟上經濟轉型的腳步，從而避免日本的悲劇，這是對中國政府外交智慧的考驗，也是中國經濟必須要面對的一道坎。美國4月15日宣布推遲將中國歸入匯率操縱國，相信這是好的開始，5月24日開始的中美戰略對話中，中美就匯率問題的看法也趨向于一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稍有減輕。而更好的結果則需要兩國一起努力。
（文/ 特約記者 董艷軍）
